明天是“五四”运动97周年。当年陈独秀疾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已在百年时光中,引领中国从内忧外患走向繁荣兴盛。时代的步伐永不停歇,如今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路口,大数据时代呼唤数先生,他可以引领中国走向新一轮的启蒙。
文/涂子沛(微信公号:涂子沛频道)
2006年的夏天,我刚刚抵达美国。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一场热闹的同学Party刚刚开始,一名中国留学生把自家“秘”制的蒜香排骨端上桌,盒盖一开,香飘满屋。
“真是好吃。”美国教授也赞不绝口,“有菜谱吗?我们要学。”
“当然有。”这位同学立刻就把菜谱从网上搜索了出来,逐字翻译给教授听。这是一道普通的中国菜,原料简单,制作流程也不复杂,但翻到“油一勺、盐少许、酒若干”时,拿着笔的教授抬起头皱眉发问:到底是多少?多少毫升,抑或多少克?
我至今还记得,因为说不出精确的数据,那位同学尴尬的笑容。
这一年,距离 “五四”运动已经87周年。
时光转到2012年。我常常回国交流、考察,在中国倡导如何将数据用于管理和创新。这年秋天的一站是武汉一家大型中日合资汽车制造公司。他们跟我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合资公司成立的当年,是日本人担任董事长。这一年,就该不该给员工加薪,中日双方相持不下。
中方强调经济形势不好、员工情绪需要安抚。日方起初不同意,后来要求中方列出所有影响加薪的因素,并确定一个“加薪公式”,即用量化的方法决定是否需要加薪、具体又要加多少。中方照办了,做了一番研究,列出的因素、加权因子和公式也被日方认可。
于是,这一年,中方关于加薪的建议在董事会获得通过。
第二年,按照这条公式的计算,同样需要加薪。日方表示:“既然是严格按公式推算出来的,那就应该照办。”中方认为可以不加,但公式是自己定的,最后就不置可否。
没想到第三年,计算的结果又是加薪。这一回,中方不再认可自己提出的公式:“员工的积极性没有问题,形势稳定,不用加薪!”
就这样,中国人坚持不加薪,最终把自己两年前制定的量化公式推翻了。谈完这段经历,一位中方高级经理自嘲说,我们习惯把数据当作可用可不用的工具,根据情势机动处理,每年可能都不一样;而他们,确实是在用数据管理。
这是听中国人评价日本人,没想到不久,我又听到了日本人评价中国人。
2014年7月,我参加硅谷地区日本商会联盟(JCCNC)的年会,会上,几位日资企业的高管告诉我,和中国人打了几十年交道,他们总结了一个特点,中国人是“点头不算摇头算”。即中国员工说“是”的时候,你不能完全当真,必须用细节一再确定;但中国员工摇头说“不”的时候,那就真的是“NO”。
中国人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我心下觉得他们总结得有理,但又不全对。
果然,没多久,“点头不算摇头算”又受到了我美国好友Karis的质疑,她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中国人说“不”,其实也不算。
Karis在家中招待中国朋友,一进门就会问:“要喝水吗?”
“不要不要。”来客都说不要,她也就没有倒上。
但是有一次,她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做客,看到中国主人殷勤招呼另一位中国客人喝水,这位客人的回答也是“不要不要”,但是主人还是倒上了。让她意外的是,客人接过去,端起来就喝了。
她说她糊涂了,“要”还是“不要”,这相当于“0”和“1”,本应泾渭分明。Karis反问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你们,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我心里想,不仅外国人没搞明白,在这些习以为常的含蓄、模糊、感性、没有明确界限的表达之下,很多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明白,而且这种现象由来已久。
回到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9年。
那一年,胡适先生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差不多先生传》,为那些囿于模糊思维的国人绘制肖像。差不多先生,正是中国人漠视精确、数据文化匮乏的生动写照,也是一个民族的缩影。
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独秀先生在旧势力的围攻之下愤然反击,大力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洋先生,作为民主和科学的化身,成为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四”运动至今,已近百年。中国人对德先生、赛先生的理解和实践,推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差不多先生”始终还在,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被这位老先生灵魂“附体”,却又浑然不觉,这一直拖累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步向前。
中国社会一直匮乏尊重事实、强调精确、推崇逻辑和理性的文化传统。而在当下,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数据时代。我们本来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如今正是“换轨”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关键节点,这就好像我们和别人赛跑,曾经我们落后500米,突然裁判一吹哨子,说“停,你们换一条赛道,重新起跑”。
在这条全新的赛道上,上演的将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全面竞争。这一次,面对大数据的无垠瀚海,我们可能与世界同步,甚至还能领先。但中国亟需一场崭新的数据文化启蒙。
时代呼唤数先生。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涂子沛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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