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前腾讯员工昨日在深圳南山法院受审，焦点是集前腾讯和前阿里高管于一身的刘春宁。刘春宁在昨天并未出庭，四名以涉嫌职务侵占出庭的鹅厂前员工分别是前腾讯网在线视频部总监岳雨、前腾讯员工张东波、樊丹及肖峰。岳雨在腾讯时和跳槽到阿里后都是刘春宁的直属，对岳雨的审理情况直接影响到能否追究刘春宁的法律责任。

庭审披露检方指控的基本事实是，肖峰从腾讯辞职后开设并实际控制华晟腾达公司，专门代理腾讯公司的网络广告，年业务量达到7000多万元。2011年上半年岳雨要求通过华晟腾达为腾讯项目走账，肖峰称出于帮助腾讯目的同意并为走账和腾讯签订合同，分多次收取腾讯直接和间接支付的1000万左右合同款。这些基本是虚构交易的合同款在扣税和其它必要费用后，被按岳雨要求转给当时在腾讯工作的岳雨、张东波和樊丹等人。检方指控岳雨、张东波和樊丹均构成职务侵占罪，其中岳雨侵占552万，张东波侵占68万多元，樊丹侵占67万多元。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岳雨除涉及职务侵占外并涉嫌与刘春宁在负责腾讯在线视频业务时共同贿赂，涉嫌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目前对岳雨和刘春宁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追究尚未进入到审判程序。

庭审情况并没有出现向检方的一边倒，岳雨不仅和张东波否认侵占，并当庭抛出最重量的抗辩理由——套取款项是为了腾讯的公关。岳雨称是在腾讯默许下，为了支付公司的公关费用而通过虚构交易合同套取费用，并不是为了个人侵占。岳雨当庭表示为了加强与电视媒体合作和增加公关力度，经常需要绕开公对公的协议而通过“关怀”和贿赂对方负责人的方式影响对方，通过这种方式也为腾讯节约了巨大的广告成本。岳雨的翻供使案件审理复杂化。为公关需要而套现首先是职务行为而不涉及侵占，其次私下公关是员工为避免公司承担行贿风险而自我牺牲，性质与犯罪截然相反。

当检方和被告人的事实主张相对抗，能够决定案件结果的只有证据。

首先，岳雨、张东波等和肖峰（按报道是和肖峰个人而不是和华晟腾达）之间有大量转账记录，岳雨等解释这些款项是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条等凭证。应该说这样大额借款而无凭证的情况不符合生活常理。

其次，肖峰否认这些个人间的转账是借贷，相关转账的费用仍然是来自腾讯合同款。其中一笔转账给岳雨的150多万元备注为车，而岳雨的确购置了170万的轿车。岳雨虽对此有辩解但难以令人信服。

再次，如果高达千万的款项都用于公关，即使被告人由于消极证据而无法证明腾讯默认，也可以提供大部分金额的支出记录。庭审中提到对电视台负责人28万的贿赂，即使加上其它给客户的娱乐、洗脚甚至奶粉钱也离千万级别相差甚远。

最后，通过第三方以虚构交易方式套取费用再由员工向第三方行贿的方式比较少见，通过公关公司直接操作就方便很多。腾讯弃简就繁的运作方法不合常理。

从庭审双方的主张、举证和行业常识来看，岳雨等人为业务需要用套取的款项向第三方行贿存在一定可能，但更可能的是套取的款项大部分被用于个人使用。

行文至此，不得不离开庭审谈一谈全行业存在问题。娱乐和媒体向来是八卦圣地，丰厚的利益，深藏的潜规则，形形色色的欲望交织起令人迷醉的行业。中国每年有海量的影视剧产出，能通过政府审查又有电视台播放的剧集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杀青后就一直躺在片库中无人问津，直到制片人发现视频网站的金矿。极少数热播剧价格居高不下，绝大多数剧集深锁片库急于脱手，影视剧冰火两重天的遭遇导致很多制片人为推销剧集而放手行贿视频网站，所以刘春宁和岳雨等在下半场受贿罪的起诉中才会面临最大的挑战。

互联网业务有不少腐败高发地带，互联网公司几乎无不对腐败深恶痛绝。BAT每家都以最高管理权力机构负责内部反腐，但腐败不能根除的原因还在全行业的法律和道德水平。冯仑形容中国企业成长环境有一句众所周知的经典之语，野蛮生长。野蛮生长的背景使很多公司唯利是图，也使很多企业员工并没有抵抗诱惑的人格和信念。同时中国法律在公司反腐方面的制度建设并不乐观，君不见证监会春风拂面的处罚力度和数不尽的妖股么？

在法律建设方面美国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美国在1977年颁布的海外反腐败法（FCPA）历经三修，违规打击和执法力度都在趋强。2009年对控制组件公司海外行贿的处罚，2010年对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处罚，都在跨国公司中产生震慑效果。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超过80%的美国公司在华反腐败案是由跨国公司主动汇报，为争取有利和解条件自首的。反腐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痛点，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家公司严格自律，也需要国家和政府部门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紧跟时局加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