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行业惨淡的十几年时间里，行业信息不透明，音乐幕后圈子小，仅靠口口相传或很繁琐的方式推荐自己。中国有近20万音乐行业从业者，可想而知，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据中信证券测算，我国音乐行业到2020年将达到1500亿元的规模。预计未来基于优质音乐内容的深度开发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发动机，在大IP时代，音乐内容的生产将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源头。而这20万音乐行业从业者，在行业迎来爆发期后，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音乐幕后人在前15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他们的生存状态、收入及话语权有了怎样的一个变化？
12月20日，中国音乐财经网线下论坛品牌“音乐羊皮卷”第二期，在当代MOMA后山艺术空间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音乐财经网与幕后圈联合主办，以“互联网如何释放音乐市场生命力”为主题，探讨当今国内幕后音乐人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互联网给他们带来的机会。
以下是本次论坛上半场讨论的内容，我们邀请了十三月唱片CEO、制作人卢中强，飞行者唱片总裁、火星电台创始人曾宇、兵马司厂牌创始人、音乐制作人杨海崧，主持人为幕后圈创始人、音乐制作人李泳彬。
杨海崧：我觉得这15年特别有意思，2001年我第一次见到苹果播放器是我们的鼓手带过来的，他是个瑞典人。有一次排练的时候他突然带来一个小东西，就是苹果刚出的MP3播放器。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有20个G，这可以放多少东西啊，简直太酷了。第一次看到苹果播放器对我们真的是太冲击了，现在可能都没什么人用苹果播放器了。这15年的变化真的特别大，音乐产业完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是两个世界的感觉。
这些变化对我们创作音乐和制作音乐都会产生影响，这两件事的形态和方式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制作音乐方面，2000年前后大家实际上更关注的是数字制作方式。对我个人来说，我最早是从数字音乐录音开始的，包括像我自己乐队，后来又慢慢回到数字音乐之前的状态，这就是一个乐队和音乐制作心态的变化。有的可能更数字，更现代化，更怎么样，但是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可能希望的就是更模拟，更老派的一些方式，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曾宇：我是2000年入行，入行正好有15年。这15年我经历了很多，也挺幸运，变化也非常大。我最早入行还是用磁带录音，瞬间就过渡到数字录音，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发展的越来越快。从行业来说，直到2006年我们做唱片公司的时候，我都觉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不需要音乐的，这不是一个必需品，可能只是对我们来说很必要，对大多数人都不是的。
我发现这两年人们开始听音乐了，这种变化不能说对从业人员造成困惑，但这个环境变化真的是太快了。之前你会觉得音乐没人管，你也不用好好努力，但突然发现这个行业的竞争是这么激烈的。我觉得这挺好，无论是从市场、平台、还是有才华的人的数量，给大家的机会也更多，会有不错的新东西出来。对于我们这些真正经历过15年的人来说，感触是非常不一样的。
卢中强：我和曾宇老师的看法不太一样，我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过渡这10年的。从2005年我拿到风投，基于彩铃这块做了一家公司，我认为这轮投资对音乐圈来说都是一次比较大的伤害。大家都为了挣点钱去做彩铃，那一轮资本的注入对音乐、对内容都是另一个层面的恶意放大，并对这个行业的后续有深远影响。
那时我们适时做了一些调整，开始做民谣，开始第一次投入音乐节的制作。记得2008年我们在北展做了三场演出，当时主要是为了托一下苏阳这批我们签的音乐家。差不多到2009年的时候，我经常跟老沈（沈黎晖）聊天，他找我就是想说谢天笑能不能再便宜点，再往下聊就是公司最近又裁了几个人，公司整个的支出是不是又小了一些，我们在这些方面相互获取一些惨淡的经验。
再之后一些新的可能就慢慢出现了，在所谓的一个渠道还没有停止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整个行业是非常惨淡的。我也同意2014年这个行业让我们开始看到了更多的可能，到2015年有一些新的资本进来，这时候的资本相对2005年那一轮完全针对移动彩铃的资本要健康很多很多，这可能是行业开始布局的原因。我们能看到最好的一点是大家可以去做内容，也可以做各种垂直的更小众的东西，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媒体的生态变化，给内容更多可能的丰富，造就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往下这个节点过去，再下一个节点慢慢会更好起来。
韦伟：我算是晚辈，我是2009年大学毕业才真正全职从事这个职业的。可能他们感受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感受，我进来的时候行业就已经是很好的时候了，数字技术也已经很成熟了。我个人觉得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门槛特别低，只要你有台电脑就可以做音乐了，不像从前那样要认识录音师要有老板。所以说，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了很多年轻的独立音乐人机会。我入行六年，从最基层的音乐人做起，没吃那么多苦，一切都在越来越好。
韦伟：在收入方面我要分两个部分，我自己做乐队，乐队在早期的收入确实特别低，2006年我们一场演出给120块钱五个人分。随着音乐节等演出多了起来，我们确实获得很多演出机会，现在好了很多倍，我很满意。对于音乐制作人来说我比较惭愧，我2009年想做职业音乐制作人，当时都是自己倒贴钱求歌手让我为你做唱片。我记得当时花了1200元，跟一个女歌手说，你音乐很好，我给你做制作人吧，你不用出钱，我帮你请录音师，帮你录音。当时没有办法，在这一行我不认识任何人，任何人也不会给我机会，我只能自己掏钱做产品给大家看。慢慢我从2011年开始做音乐制作人，到现在，价钱涨了很多倍，我很满意。
很多人对制作不太明白，他们会根据你的知名度而不是制作水平去要求你。有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就要听客户的要求，你需要的仅是用音乐技术去满足他的欲望，我也尝试过用自己的审美去感化对方，但70%是没用的。所以有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你要去取悦对方，让他高兴，你自己是没有话语权的，决定权就在甲方。
卢中强：从收入来说生态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我2007年的时候签了5支乐队，有山人、万晓利等一批人。当年苏阳整年只有一场演出，晓利只有两场，他们最重要的收入就是每个月发的三千块钱工资。直到2008年有了音乐节，2009年乐队价格就起来了。然后到今天，很多所谓的独立民谣或者摇滚乐的这些音乐家，有的已经身价过百万了，这在当时基本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行业的大趋势是好的，也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形式大于内容，你在形式上获得最大的可能也许就是更多的传播。所以你要慢慢去建立一个你跟别人所谓的区别，要让大家知道你擅长什么，你弹奏和混录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慢慢你就会看到一些制作人要比五年前好很多。我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的传统能去沿袭，大家在审美、混音、后期技术上都应该进一步的去提高，这些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曾宇：我们那时候演出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就是根本没有人看。大家当年是乐队比谁的声大，摇滚比主唱谁能喊，然后赢得台下其他乐队和家属的掌声，反正也没有别人看。我们的转折点是在2007年5月，那一年忽然有了音乐节，我们就开始尝试做音乐节的东西。直到2009年音乐节需要大量的乐队，乐队收入才渐渐有了起色。要说痛点，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好，很多音乐人挣不到钱会说这个行业不好，我觉得这是借口，因为足够好的音乐人是能够挣到钱的，他们会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虽然不能跟国外比，但跟过去那些年比起来，现在的市场真的好了很多。
我是比较幸运的，从一开始碰到的甲方就都可以。因为我们从最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就不是做流行音乐的，很多来找我们的人需求就是那样，跟我们很符合。我们也碰到过要满足他一切要求的甲方，我就会告诉他，对不起这个事我们不干，你去找谁谁谁吧。你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碰到的人也就什么样。就像很多大牌的艺人，他们反而没什么要求，他会觉得既然找到你了你就清楚他要的是什么。和甲方的合作要建立在双方对音乐的了解上，要有专业性。
杨海崧：我们最早一场演出也就300块钱大家分，到后来可能是因为奥运会的关系，在2007年左右开始有包括海外投资等进入娱乐业，音乐也在其中。从我个人从制作这个角度来说，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接了一个巡演，然后挣到一大笔钱，我用这笔钱买了所有能用的家庭录音设备，开始学习软件操作。那时候我也当制作人，给很多人录音制作，但有了这套设备后我就能做各种录音效果，这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式。后来有风投公司找过我们，因为我们只是个小公司，有很多条件限制，所以我们拒绝了。但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有很特殊的意义，在那个时间段已经开始有风投注意到音乐这个行业，这似乎也预示着下面几年互联网开始介入到音乐上，包括虾米等等通过另外一种平台进入到音乐行业里面。
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人对制作人、录音师的概念都是很模糊的，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找你是为了什么。毫无疑问，制作人在一张唱片的制作上是最重要的，理论上来说是拥有唯一话语权的人。因为制作人和所谓客户的关系是基于在信任之上的，我相信你能给我的音乐带来一些新的元素，我相信你的审美我才会找你，这是很重要的。有很多找到我的乐队是不需要你审美的，他们有自己的审美，那其实你需要的就是一个录音师而不是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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