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最著名的理论，当一个产业在革新之时，都需要大规模地淘汰旧的技术与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这本书所谈的，就是一个即将被“创造性破坏”的产业，一个即将被颠覆的产业。iPhone、云计算、3D打印、基因测序、无线传感器、超级计算机，这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事物，将再一次地融合在一起，对医学进行一次“创造性破坏”。在这超级融合之下，权力第一次交回到我们自己手中，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真正将这场医学革命进行下去，颠覆医疗。

2011年10月的一个跨国航班上，一个男人突然感到心口疼痛。很快，消息广播了出来：飞机上有医生吗？有人能帮忙吗？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6C号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就是来自拉霍亚( La Jolla)的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也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心脏病学家之一。他为这种突发事件专门做了准备。托普把一个小巧的无线心电图仪与他的iPhone手机相连，断定这名乘客是心脏病发作。

飞机紧急着陆后，那个人很快得到了所需的救治。

对于斯克里普斯健康中心(Scripps  Health)首席学术官的托普而言，这一刻令人欣慰。他还是闻名全国的无线医疗技术的倡导者。

但是他也遇到过挫折。由于数字化革命风靡一时，像手持式心电图仪这样潜在的救生工具已不再被人们广泛使用了。

“没有什么群体比医学界更抗拒改变了，”托普说。他失望地援引了伏尔泰(Voltaire)的名言：“医生开出了他们所知不多的药，去治疗他们所知更少的疾病，而他们对于人类一无所知。”

托普还将继续撰写《颠覆医疗》一书。它是本面向消费者的著作，讲述的是“数字医疗”，因此被专家们引用为“托普是现代医学界最有远见、最为坚强、最有天赋的传播者之一”的新证。

该书促使医生使用小巧的、可佩带的无线生物传感器：从监控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到测量心脏病患者的血压，它们无所不能。数据被发送到智能手机上，在很多情况下还会传送至医疗服务者那里。

托普还想让医生参加已成为主流学科的遗传学知识的培训。例如，客户可以发送一份唾液样本到像23andMe这样的（基因技术）公司，两到三周后就能管中窥豹地了解自己潜在的、由基因导致的健康威胁。今年（译者注：指2012年）全基因组测序的价格预计将降至1000美元以下。

58岁的托普说，生物传感器和遗传信息使得医学能“把人数字化”，或者快速地收集数据以便医生能为病人进行个性化治疗。

他有很多著名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生命科技公司(Life Technologies)首席执行官格雷格·卢西尔(Greg Lucier)。生命科技公司设在卡尔斯巴德(Carsbad)，专门研究生命科学。

“埃里克致力于为病人提供最先进的护理、使用最好的工具治病，使得他一直处于医学前沿，”卢西尔说，“他勇于正视现状，勇于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倡导革新，最终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受益。”

卢西尔曾部分地提到，大约十年前托普卷入的那场与制药商默克公司(Merck)的公开较量。托普是一篇科学论文的主要作者，该文称“默克公司的止痛药万络(Vioxx)会增加病人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风险”。支持这个声明的各类医生紧跟着做了更多研究，默克公司被迫将这种药物撤出市场。而这距离默克公司对托普的发现乃至声望提出质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这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托普说道。他长着一张稚气的面孔，眼睛深陷，脸上带着明亮而羞涩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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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枪舌剑并没能让托普沉默下来。他可以暂隐锋芒，但他的煽动力已然声名在外。

在前副总统迪克·切尼于三月份接受心脏移植手术时，托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新消息，称该手术有可能引发伦理学家的质疑。尽管2005年小布什总统曾考虑任命托普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但当时他几乎被恶意邮件所淹没。

他太出名了，以至于人们无法忽视他对医生的批评和指责，这使得他在同行中树敌颇多。他为诸多救生药品的研发做出了贡献，其中就包括抗凝剂波立维(Plavix)。在他的带领下，克里夫兰诊疗中心(Cleveland Clinic)本已闻名遐迩的心血管科更上了一层楼。他在克利夫兰创立了医学院，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内设立医学院的工作也接近尾声。

四月，两本主流健康行业杂志双双称托普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医疗管理人员，位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之前。

“他实至名归，”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说。他是波士顿著名外科医生，还是《纽约客》的医学专栏作家。“在那些关键的、通常是意想不到的、与人命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上，托普都有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科研工作中，还是在公共宣讲中都是如此，”葛文德说。

托普还因精力充沛、道德高尚和对小玩意儿的痴迷而出名。他已经四年没有休过长假。他穿着11码半的Ecco牌平底便鞋，走路飞快，他的朋友经常被甩在后面。如果你看到他在鸟岩(Bird Rock)的家中，一手拿着iphone一手搂着iPad，那可一点也不出奇。

他幽默感十足：他暗暗期盼能在《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中兜售自己的书，以博得史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调侃。他还是个数据狂人。

“我喜欢信息。对此我永不满足，否则我很容易就会厌倦。”托普说。

最近的某个下午，他一边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远眺多利松(Torrey Pines)高尔夫球场上的第十个洞，一边努力地向我解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起初他摊开双手好像在说，“我不知道”。然后又说，“那个促使某一领域变革、把事情做得更完美的动力……我不知道来自何方。正像老话说的，‘想一做二’，我一向如此”。

他的动力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

托普在纽约长岛长大，年幼时便被癌症夺去亲人的生命。他母亲抽烟，后死于癌症；父亲则因糖尿病去世。身高6英尺3英寸的他虽然身体健康，但其基因组片段分析显示他有较高机率会患老年痴呆症。他现正服用一种抑制素类药物，因为有证据显示它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症。

因饱受疾病困扰，托普最终投身于药品研发、临床科研和技术革新。还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本科时，他就在校医院上夜班，负责看护重症监护室的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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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看到的，是危重病人切实好转起来，”托普说，“而在那之前，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对我而言，那可谓是人生的转折点。我下定决心要去学医。”

他对新兴的遗传学领域也很感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以《人类基因治疗前景》为题。论文写于1975年，是用一台IBM的电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这篇论文对遗传学的作用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概述，并预言总有一天，它会被运用到诊断和治疗遗传性疾病中去。

论文发表两年后，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因发明了第一个比较快捷高效获取基因序列的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

在托普毕业前往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的同时，科技和医学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移动电话和个人电脑相继问世，成为后来助推他如今仍在倡导的数字革命的有力手段。医学界也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观念，认为“血栓是心脏病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托普还推动了心脏病学向前发展。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实习期间，他首次将组织纤维溶酶原激活物(t-PA)应用于临床，这种药被证明对溶栓非常有效。

在推动革新的同时，他也尝到了被打压的滋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期间，他引进了探针，以便外科医生在进行心脏手术时能获得更清晰的视野。在一次会议上，他做了关于这种探针的报告，却被伯娜丁·希利(Bernadine Healy)教授所驳斥。希利教授后来成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负责人。

“她说，‘这听起来很好，埃里克。不过它只是个寻求问题答案的工具。‘……那一天，我就打算不在那里做了。“托普说道。

后来他离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投密歇根大学执教。在那儿他研发了抗凝药比伐卢定(Angiomax)；进行了一些临床试验，使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了对波立维的审批，2011年该药在全球的销售额高达90亿美元。

托普成了明星级研究员。1991年，36岁的托普被克里夫兰诊疗中心任命为心血管科主任，而该中心是世界上最好的心脏病诊疗机构之一。他创立了第一家心血管基因库，以帮助医生鉴别基因与心脏病的关系。他还说服勒纳家族捐款1亿美元用于建立医学院。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但2001年当他对默克公司的止痛药“万络”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时遇到了麻烦。

“如果你跟大型制药公司做对，他们就会极力打压你，”心脏病学家卡努·查特基(Kanu Chatterjee)说。他是托普就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时的导师。“我清楚地记得人们开他的玩笑说他自不量力。但埃里克对“万络”不良反应的结论是对的，从一开始就是”。

2006年，托普应斯克里普斯健康中心的邀请，担任首席学术官一职，并着手建立和管理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Scripps Translational Science Institute)，其课题之一就是研发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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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六年过去，其间经历过风雨，也见过彩虹。

托普说，他受命起草方案，为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筹建一间小型医学院，重点培养医生掌握遗传学及新兴技术。在他努力下，当地慈善家盖瑞和玛丽·韦斯特为该项目投资了1个亿。但最终整个计划搁浅。研究所时任董事长理查德·勒纳谢绝谈论当时的情况。

韦斯特在一封电子邮件里说：“这个计划流产对医学界和圣地亚哥来说都是错失了良机。建立一所具有前瞻性的、勇于创新的医学院，开设课程训练医生利用无线电或其他最先进的技术，以合理的价格为大众提供21世纪的医疗服务，已是迫在眉睫。”

托普和韦斯特家族并未就此放弃。他们重整旗鼓，决定创建“韦斯特医用无线技术研究所”。托普希望建成一个主要用于测试新式医疗设备的研究中心。结果未能如愿：研究所最近从名称中删掉了“无线”这个词。

“虽然无线技术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归根到底它只是项‘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而不是解决方案，仅仅依靠它是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医疗保健危机的，”韦斯特说。

托普很失望，但他并未停止过对新技术研究探索的脚步。今年他成功争取到了2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三月份，他发表了一篇科研论文，声称血检可为高危病人提供未来两周心脏病发的预警。不过该研究仍处实验阶段，进一步的验证还需要几年时间。

展望未来，托普仍将致力于不断推进传统医疗技术的变革。正如他最近在推特上所言：“今天的医疗完全依赖于对一个人口集合进行大规模筛查，取平均数、中间值来推出一种药品或确定一种医疗方法……这已经过时了，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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